三三六、强龙不压地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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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夏天依约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见到了经办法官孙萍小姐。她很友善地与夏天聊开了岸尾公司的贷款问题。夏天是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应付过场面的人，他一边听孙萍讲话，一边揣测她的意图，回答得滴水不漏。后来，孙萍收了夏天代表支行提交的资料，叫夏天在泛泛问话中形成的笔录上例行公事地签了一个字。孙萍将岸尾公司的《再审申请书》拿出了一份给夏天，对夏天说：“你回去以后跟王行长商量一下，还是要根据岸尾公司的《再审申请书》写一个答辩意见，交给我们。”
夏天说：“可以。”
孙萍又说：“另外，麻烦你一件事，请你通知徐东海明天上午九点到我这里来做笔录。”
夏天说：“好的，一定帮你转达到。”
因为当天下午夏天要到宝安法院参加金融专项执行座谈会，从中院出来后便直接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上午，夏天在办公室详细地阅读起岸尾公司的《再审申请书》，其文曰：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深圳宝安岸尾经济发展公司
被申请人：市民银行湖贝支行
被申请人：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因原审在被申请人隐瞒事实真相，提供虚假证据资料的情况下，作出了不真实的调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故要求撤销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民事调解书、（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2号民事调解书，予以再审。
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
被申请人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赤儿，已被省公安厅以金融诈骗立案侦查，被申请人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原为深圳湖贝金融服务社）原负责人庄宇亦因牵涉该刑事案件被查处，根据公安机关在该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已查清的情况，与先前 （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民事调解书所认定的事实有重大出入：
一、两份调解书依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虚假情况认定了申请人深圳宝安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向被申请人市民银行湖贝支行（以下称其原名湖贝金融服务社）借款共7900万元不是事实，实际上是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借款16900万元给被申请人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以下称被申请人安延公司），且均是在未签有贷款合同的情况下，仅以借款借据列明借款单位为深圳安延公司及借款金额，分18笔于1994年6月10日前，就将款出帐划到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帐户供其使用。1994年6月18日，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总经理庄宇得知市人民银行将派工作组来查帐，重点是查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贷款21550万元给被申请人安延公司一事，因被申请人安延公司注册资金才3000万元，贷款两亿多元，且借贷双方均无办理贷款合同，更无抵押、担保，明显违反国家金融工作的有关规定。为了掩盖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本身及庄宇本人的错误，庄宇经与被申请人安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金融诈骗犯罪嫌疑人）朱赤儿合谋后，于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九日晚召集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副经理秦现虹，信贷部负责人徐东海、卜一定，营业部综合柜会计林运、吴冬梅等人，并通知被申请人安延公司正、副总经理朱赤儿、肖一林参加的情况下，在湖贝金融服务社开会研究应付市人行工作组的检查，会上，由犯罪嫌疑人朱赤儿提出将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未清偿的贷款帐务作帐面分解处理；其中4650万元已于四月间补办了由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以房产抵押，但尚未办抵押登记手续的，应赶紧向国土局申请补办抵押登记手续；剩下的16900万元，则改为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贷款，庄宇在会上同意朱赤儿的意见，并安排信贷部负责人徐东海负责协助朱赤儿办理虚假的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分18笔贷款16900万元的贷款合同、借款借据等书面文件，由营业部综合柜的林运、吴冬梅负责将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的贷款16900万元的帐务记录改为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贷款16900万元的帐务记录。经此串谋后，被申请人的负责人朱赤儿、庄宇及办事人肖一林、徐东海于次日一起去岸尾村，找到岸尾公司主要干部刘森林，首先由朱赤儿提出要岸尾公司补办贷款7900万元的手续，当岸尾公司的干部表示不同意时，朱赤儿即以如不能应付市人行对湖贝金融服务社的检查，则安延汽车城就会垮掉，将会对岸尾村带来巨大的损失等胁迫性的语言，施加压力，连哄带骗，再加上庄宇以湖贝金融服务社的名义作出“今后绝不会依此手续追究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还款，待应付检查后就重新将帐目改过来”的信誓旦旦保证的许诺之下，岸尾村主要干部沈棉、岸尾公司总经理刘森林等人竟丧失原则，不惜损害岸尾村全体群众的集体利益，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已弄虚作假填写好的以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名义贷款16900万元的贷款合同、借款借据等有关贷款文书上盖章签名。要指出的一点是：连贷款合同上所列的担保人——深圳金凯歌发展有限公司也是由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找来的另一只替罪羔羊。
二、（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2号民事调解书认定：（1994年7月1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湖贝金融服务社）依约将5700万元人民币划入岸尾公司帐户。但无论是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本身的会计帐或是其出具的借款借据，均无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以后出帐付给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的记录与凭据。在诉讼过程中，湖贝金融服务社作为证据提供到法庭的是如下几笔：
1994．4，13，600万元；
1994，5 ，9，700万元；
1994，6，4，2000万元；
1994，6，10，1000万元、100万元、700万元、800万元。
以上 合计5900万元。
分析上列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显然在签订合同后的1994年7月11日后，并没有划付款项给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被申请人欺骗法庭，提供虚假证据，导致法院作出（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2号民事调解书，显失事实，应予纠正。
三、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但是不真实的，也是与其帐务记录相矛盾的。根据当事人举证对自己不利而产生的利益归对方的原则，有效地反证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实际上从未向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借过贷款。
1、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在（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2号案诉讼过程中，向法庭提供一张所谓岸尾公司担保清单，所列七笔共5900万元借款，其中1994年6月10日借款100万元，并无借款借据佐证。
2、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在（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诉讼中，主张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共借款7900万元，但提供到法庭的借款借据等金融往来的借据证据只有七张，票面金额共7000万元，尚差 900万元，未能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供证据。
3、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在（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诉讼中，提供到法庭作为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的借款借据主要证据，共七张，其中1994年4月13借款600万元、1994年5 月9日借款700万元、1994 年6月4日借款2000万元，三笔借款共计3300万元。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本身的会计帐中记录，既记为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借款，又记为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借款。这一情况表明：实际上只有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借了款。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且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所涉两个贷款合同，所签订时间分别为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订明的贷款期限分别为 1994年6月10日——1995年4月 9日、1994年7 月11日11——1995年5月10日，而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直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一日之前，并没有向本申请人主张权利，催收款项。在诉讼过程中，本申请人提出两案均已超过诉讼时效，而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随后变戏法般向法院补充提供一份《贷款逾期通知书》，上有本申请人及法定代表人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九日的签名盖章，作为其已向本申请人主张权利的唯一证据。但细看该《贷款逾期通知书》，其首句“贵单位于1994年4月13日（签契约日期）向本行借款多笔”即知该《贷款逾期通知书》与（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无关。第一，该两票所涉的两份贷款合同（契约）签订日期分别是1994年6月10日、1994年7月11日，并不是1994年4月13日。第二，该两案所涉款项在1994年4月13日只有一笔600万元，并非“多笔”。可见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向法庭提供的《贷款逾期通知书》，根本不能作为该两案诉讼时效中断的凭据。
五、（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审判程序似有欠妥之处，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才适用简易程序，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两案时，均采用独任审判的简易程序，与有关法律的规定有悖。
综合上述各点，本申请人认为：
第一，本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分别在1994年6月10 日、1994年 7月11日的贷款合同上签名盖章，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申请人并没有向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贷过款，真正的借款人是被申请人安延公司，真实的借贷行为是发生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与被申请人安延公司之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两案所涉及的贷款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该民事行为不成立。
第二，本申请人于1994年6月10 日、1994年7月11日的贷款合同上签名盖章，是基于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的口头承诺：“今后绝不会依此手续追究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还款，待应付市人民银行派出的检查组检查后就重新改过来。”这一承诺，反映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后来的借贷民事行为是虚假的，而且是违法的。同时，庄宇的承诺，是代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作出的，必须由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履行，本来不应该向本申请人提出还款主张，而应该把贷款手续改过来，恢复到是由
夏天说：“可以。”
孙萍又说：“另外，麻烦你一件事，请你通知徐东海明天上午九点到我这里来做笔录。”
夏天说：“好的，一定帮你转达到。”
因为当天下午夏天要到宝安法院参加金融专项执行座谈会，从中院出来后便直接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上午，夏天在办公室详细地阅读起岸尾公司的《再审申请书》，其文曰：
再审申请书
申请人：深圳宝安岸尾经济发展公司
被申请人：市民银行湖贝支行
被申请人：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因原审在被申请人隐瞒事实真相，提供虚假证据资料的情况下，作出了不真实的调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故要求撤销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民事调解书、（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2号民事调解书，予以再审。
申请再审的事实与理由：
被申请人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赤儿，已被省公安厅以金融诈骗立案侦查，被申请人市民银行湖贝支行（原为深圳湖贝金融服务社）原负责人庄宇亦因牵涉该刑事案件被查处，根据公安机关在该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已查清的情况，与先前 （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民事调解书所认定的事实有重大出入：
一、两份调解书依据被申请人提供的虚假情况认定了申请人深圳宝安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向被申请人市民银行湖贝支行（以下称其原名湖贝金融服务社）借款共7900万元不是事实，实际上是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借款16900万元给被申请人深圳安延汽车城有限公司（以下称被申请人安延公司），且均是在未签有贷款合同的情况下，仅以借款借据列明借款单位为深圳安延公司及借款金额，分18笔于1994年6月10日前，就将款出帐划到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帐户供其使用。1994年6月18日，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总经理庄宇得知市人民银行将派工作组来查帐，重点是查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贷款21550万元给被申请人安延公司一事，因被申请人安延公司注册资金才3000万元，贷款两亿多元，且借贷双方均无办理贷款合同，更无抵押、担保，明显违反国家金融工作的有关规定。为了掩盖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本身及庄宇本人的错误，庄宇经与被申请人安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金融诈骗犯罪嫌疑人）朱赤儿合谋后，于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九日晚召集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副经理秦现虹，信贷部负责人徐东海、卜一定，营业部综合柜会计林运、吴冬梅等人，并通知被申请人安延公司正、副总经理朱赤儿、肖一林参加的情况下，在湖贝金融服务社开会研究应付市人行工作组的检查，会上，由犯罪嫌疑人朱赤儿提出将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未清偿的贷款帐务作帐面分解处理；其中4650万元已于四月间补办了由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以房产抵押，但尚未办抵押登记手续的，应赶紧向国土局申请补办抵押登记手续；剩下的16900万元，则改为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贷款，庄宇在会上同意朱赤儿的意见，并安排信贷部负责人徐东海负责协助朱赤儿办理虚假的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分18笔贷款16900万元的贷款合同、借款借据等书面文件，由营业部综合柜的林运、吴冬梅负责将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的贷款16900万元的帐务记录改为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贷款16900万元的帐务记录。经此串谋后，被申请人的负责人朱赤儿、庄宇及办事人肖一林、徐东海于次日一起去岸尾村，找到岸尾公司主要干部刘森林，首先由朱赤儿提出要岸尾公司补办贷款7900万元的手续，当岸尾公司的干部表示不同意时，朱赤儿即以如不能应付市人行对湖贝金融服务社的检查，则安延汽车城就会垮掉，将会对岸尾村带来巨大的损失等胁迫性的语言，施加压力，连哄带骗，再加上庄宇以湖贝金融服务社的名义作出“今后绝不会依此手续追究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还款，待应付检查后就重新将帐目改过来”的信誓旦旦保证的许诺之下，岸尾村主要干部沈棉、岸尾公司总经理刘森林等人竟丧失原则，不惜损害岸尾村全体群众的集体利益，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已弄虚作假填写好的以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名义贷款16900万元的贷款合同、借款借据等有关贷款文书上盖章签名。要指出的一点是：连贷款合同上所列的担保人——深圳金凯歌发展有限公司也是由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找来的另一只替罪羔羊。
二、（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2号民事调解书认定：（1994年7月11日）合同签订后，原告（湖贝金融服务社）依约将5700万元人民币划入岸尾公司帐户。但无论是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本身的会计帐或是其出具的借款借据，均无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以后出帐付给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的记录与凭据。在诉讼过程中，湖贝金融服务社作为证据提供到法庭的是如下几笔：
1994．4，13，600万元；
1994，5 ，9，700万元；
1994，6，4，2000万元；
1994，6，10，1000万元、100万元、700万元、800万元。
以上 合计5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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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但是不真实的，也是与其帐务记录相矛盾的。根据当事人举证对自己不利而产生的利益归对方的原则，有效地反证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实际上从未向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借过贷款。
1、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在（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2号案诉讼过程中，向法庭提供一张所谓岸尾公司担保清单，所列七笔共5900万元借款，其中1994年6月10日借款100万元，并无借款借据佐证。
2、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在（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诉讼中，主张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共借款7900万元，但提供到法庭的借款借据等金融往来的借据证据只有七张，票面金额共7000万元，尚差 900万元，未能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提供证据。
3、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在（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诉讼中，提供到法庭作为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的借款借据主要证据，共七张，其中1994年4月13借款600万元、1994年5 月9日借款700万元、1994 年6月4日借款2000万元，三笔借款共计3300万元。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本身的会计帐中记录，既记为申请人岸尾经济发展公司借款，又记为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借款。这一情况表明：实际上只有被申请人安延公司借了款。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且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所涉两个贷款合同，所签订时间分别为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一日，订明的贷款期限分别为 1994年6月10日——1995年4月 9日、1994年7 月11日11——1995年5月10日，而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直到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一日之前，并没有向本申请人主张权利，催收款项。在诉讼过程中，本申请人提出两案均已超过诉讼时效，而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随后变戏法般向法院补充提供一份《贷款逾期通知书》，上有本申请人及法定代表人于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九日的签名盖章，作为其已向本申请人主张权利的唯一证据。但细看该《贷款逾期通知书》，其首句“贵单位于1994年4月13日（签契约日期）向本行借款多笔”即知该《贷款逾期通知书》与（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无关。第一，该两票所涉的两份贷款合同（契约）签订日期分别是1994年6月10日、1994年7月11日，并不是1994年4月13日。第二，该两案所涉款项在1994年4月13日只有一笔600万元，并非“多笔”。可见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向法庭提供的《贷款逾期通知书》，根本不能作为该两案诉讼时效中断的凭据。
五、（1997）深中法经初字第1561号、第1562号两案，审判程序似有欠妥之处，应予纠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才适用简易程序，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两案时，均采用独任审判的简易程序，与有关法律的规定有悖。
综合上述各点，本申请人认为：
第一，本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分别在1994年6月10 日、1994年 7月11日的贷款合同上签名盖章，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申请人并没有向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贷过款，真正的借款人是被申请人安延公司，真实的借贷行为是发生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与被申请人安延公司之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两案所涉及的贷款合同不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该民事行为不成立。
第二，本申请人于1994年6月10 日、1994年7月11日的贷款合同上签名盖章，是基于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的口头承诺：“今后绝不会依此手续追究岸尾经济发展公司还款，待应付市人民银行派出的检查组检查后就重新改过来。”这一承诺，反映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后来的借贷民事行为是虚假的，而且是违法的。同时，庄宇的承诺，是代表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作出的，必须由被申请人湖贝金融服务社履行，本来不应该向本申请人提出还款主张，而应该把贷款手续改过来，恢复到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