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凌风以战养战的策略只能解燃眉之急，并不能维持虎贲军长久的发展。况且，现在商会也只能算是刚刚起步，收入高度依赖海外贸易，商会并没有强大到历史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地步。

鉴于目前虎贲军又开始陷入紧张的财政状况，秘书处处长兼后勤司司长，牧凌风首席行政幕僚向牧凌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收税。

向谁收税？

李荀：“大人现在已经是台澎总兵，可以平倭之名，征收过往商船平倭税，待平定台湾，可行移民垦荒之策，征田赋——有这两项税收，我虎贲军则无钱粮之忧也。”

洪武二十六年，朝廷定商税五十税一，田税三十税一。然各省官吏，朝廷税监，课税局司往往横征暴敛，巧立明目，将赋税基本上摊派到农民身上，农民不堪重负，或是逃亡，或是携田地投献到取得秀举人，进士功名，以及致仕官员等享有不纳赋税，不服徭役特权的士绅名下，来逃避赋税徭役。地方能够收到的田税年年减少，摊派到现有耕种田地的百姓头上的赋税也就日益繁重。百姓交不起田税——百姓逃亡，或投献——为弥补国库亏空摊派赋税给百姓——百姓交不起赋税如此恶性循环，明朝这个国家机器陷入了更大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

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正是看到了明朝这一弊政导致的土地兼并日重，百姓赋税日繁，户丁流失的情况，为了扭转国库亏损，解决百姓逃亡，赋税收不上来的情况，开始实行税制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杂役合并为一条，将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到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多寡来分担，实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张居正死，辽东努尔哈赤作乱，国家再次陷入财政危机，怠政的万历开始加派三饷。

尽管张居正改革了田赋，扭转了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局面，减少了胥吏对百姓的盘剥，开辟了税源，充盈了国库，但是却没有改变土地兼并，解决商税的征收问题。不是张居正不想，而是没法改，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一条鞭法也会前功尽弃。

如果不取消士人的土地特权，土地兼并的情况是不可能改变的。

如果取消士人的土地特权，自己现在名下的几千亩田地，还有三个虎贲农庄上万亩田地也在朝廷征税的范围，算下来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既然大明朝廷到灭亡也没有下定决心取消士人土地特权，这个时候自己也没有能力改变土地兼并的状况，至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向农民摊派显然不切实际，只有征收商税。

大明朝的历代皇帝，除了开国皇帝朱老爷子，似乎都有一个代代相传的嗜好：存小金库。皇帝也知道民间百姓疾苦，也不忍再向百姓伸手，因此，皇帝便派宦官到各地担任矿监，税监，征收商税，通过征收商税来充实自己的小金库。而派出的矿监，税监深揣圣意，知道皇上喜欢银子，于是就变着法“收税”。尽管如此，大明商业还是依旧繁荣地发展着，尤其是到了崇祯一朝，在东林党人的鼓动下，崇祯撤回了派驻全国各地的税监矿监，甚至取消了商业税，让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取消商业税的直接后果，就是朝廷国库更加空虚，朝廷所有的支出又开始变本加厉地摊派到了农户身上，进入新的恶性循环。

李荀见牧凌风没有没有反对自己的提议，便进一步说道：“如今澎湖海患已除，福建，广东，浙江等海商往回南洋，东瀛海路畅通，征收商税的条件已然成熟。”

牧凌风：“如何征，征多少？”

李荀：“可在澎湖设立税关，待入台后又可在台新设税关，商税以朝廷制三十税一。凡缴纳商税船只，发虎贲令旗，船只行经台澎海域不受侵扰，受水营保护。”

牧凌风：这不是郑芝龙干的事情吗？历史上，郑芝龙对缴保护费的商船（一艘大船纳银三千两银钱），给郑家令旗；如不缴银而想经过芝龙海域，无不被劫。郑芝龙就是靠着这样的强横，不断扩张势力，次次将荷兰及其他势力打败，积累起富可敌国的财富。史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