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家在大房镇农业中专家属院。大房镇就是房家屯在解放后的名字，以后王修可能会笔误写出“房家屯”，大家请勿见怪，因为这个名字至今还在老一辈人嘴里叫得顺溜。建国后，大房镇政府保留了日军的兵营和研究所原址，改造成了农业中专，又在大坑上建设了连排的平房，作为教师家属院。据说建房时挖出尸骨无数，镇防疫部门还出动不少人力过来消毒，只是这个事儿太久远，多数人们不曾经历过。有人说，直到现在，夜里还能隐隐听到血拼刺刀的声音，听到垂死之人的哀嚎。

一晃二十几年过去，大院的居民们倒也活的安定，只是在那个打了鸡血的时代里，一群大院孩子荷尔蒙亢奋般的在撒尿和泥摸屁股打群架中，一路摸爬滚打成长起来。

包子大名叫包自强，大王修四岁，七一年生人，也是大院里那批“坐在高高的谷垛上面听过去故事”的孩子。他们是一起在农专家属院长大的。包子高王修一头，却没有王修胖乎，他瘦高的个子，身板不挺直，看着像一根腌黄瓜。包子从小面色蜡黄，做事慢慢悠悠、不急不燥，放在人堆儿里并不出众。

其实，包子并不普通。据王修所知，他从三岁能讲明白人话的时候起就常常自言自语，有时候对着空气说话，有时候对着鸡鸭说话，大人们虽然不理解，却没有真的往心里去。

这天，隔壁怀孕八个月的杜老师到包子家串门，包子妈见邻居来了，就放下手中的活计和杜老师寒暄。“腰酸不酸啊？”“吃东西吐不吐啊？”紧着传递关心。

包子看见大肚子分外好奇，他跑过来直直地盯着杜老师那硕大的肚皮，嘴里喃喃地问“小弟弟，你饿不饿？”众人闻听哄堂大笑。

在那个年代，生男生女是不一样的。虽然社会主义二十多年了，但人的思想观念相比现在还是陈旧许多，女人以生子为贵，生了男孩敲锣打鼓放鞭炮，婆家摆酒席招待亲朋，不来的也要按家按户送糖块瓜子。娘家的脸上也有光彩，至少多了一条对外吹牛的资本。老婆婆丈母娘轮流伺候月子、带孩子，能把媳妇供奉得与日月齐辉、与天地同寿。可如果是生了女孩，这两大家子就都偃旗息鼓，该上班的上班、该出门的出门，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媳妇坐着月子还要自己带孩子，心中的苦就不用说了。

我说的情况还是在教师家属院，属于高级知识分子群落，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一堵墙之外的农村，那可就是阴阳两界的问题了。孩子多的家庭如果再得了女婴，不劳当爹的动手，亲妈就能亲手剪了脐带，把孩子扔进泔水桶倒掉，只可怜这女孩子还没睁眼看一看花花世界，就成了一只小野鬼。

杜老师见包子叫自己没出世的孩子“弟弟”，自然是满心欢喜，虽然也不大信童言童语，但毕竟讨了个好彩头，刚要满心欢喜地去了，包子却又怔怔地说“弟弟说他喘不上气”。杜老师楞了一下，包子妈忙拍了一下包子屁股“别胡说八道！”

包子急了“我没胡说八道，弟弟他用个绳子把自己脖子缠上了。”

毕竟是事关孩子的事，甭管谁说什么，不往心里去是不大可能的，杜老师忙吃力地蹲下来，扶着包子的肩膀“包子，你的小弟弟还说什么了？”

包子满不在乎地说“他嘱咐我，说‘前世欠债今世还，拖久不还利息翻’”

这话吓得杜老师几乎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是啥意思啊”。

包子愣愣地说“不知道啊，阿姨”

包子妈关心到“虽然说是小孩子乱讲，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怀孕都八个多月了，去检查检查也是应该的呀。”

杜老师叹口气，“查一个B超要五块多钱，我那公婆身体不好，是两个没有底儿的漏钱口袋，家里钱都花在他俩身上了。我家那口子不开口，我咋开口。”

包子妈隔着墙头对杜老师丈夫喊“赶紧去医院检查，别心疼那五块钱”

杜老师丈夫正在趴着墙与包子爸闲谈，这话多少听进了一些，敷衍到“肯定的，您就放一万个心”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两家大人们谁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两个月后，杜老师家果然产下一个男婴，不过却是脐带绕颈，医生护士忙活了大半天才取出来，好在抢救及时保住了母子性命，可手术费花费了五百多。那个年代家